陈国符，工业化学家和教育家，也是《道藏》研究领域及中国炼丹史的世界领先学者与权威。他长期致力于纤维素化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及《道藏》研究，培养出一批教学与科研的骨干人才，并对《道藏》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最突出的成就是开辟了《道藏》研究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和对《道藏》的目录学及《道藏》中国外丹黄白术（即中国炼丹术）史料的基础研究。一、陈国符早年的求学经历 陈国符1914年11月19日出生于一个知识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陈家酷爱藏书，留下不少线装书籍，他的父亲陈熙成也酷爱读书与藏书。陈国符自幼喜欢在父亲的书房中翻书和读书，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古汉语及中国历史。1926年陈国符考入江苏省江阴县南菁中学。该校以严谨治学而闻名于当地。在此良好的环境中，陈国符在英语及数理化诸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于1932年以优异的成绩从该校理科毕业。陈国符在中学读书期间，曾读过经学大师王国维的论著，这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他深感自己在文史方面知识的不足，因此每年寒暑假回家都刻苦自学文史方面的书籍，并立志做大学问家。从南菁中学毕业后，他同时考取上海中山医学院（现上海第一医学院）、浙江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并进入上海中山医学院学习医学，后因病休学。病愈一年后，又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1937年毕业并获工学学士学位后，抱着发扬光大祖国造纸技术的理想，赴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 Technischen Hochschule Darmstant）化学系主修纤维素化学。德国大学重视实践，自教授至助教无不以做研究工作为主，教授尤其率先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陈国符的导师Ｇ．耶姆（Jayme）教授是纤维素化学方面的国际权威，以要求严格、细致、准确而著称。在耶姆教授的指导下，陈国符在实验室受到了严格的训练，学到了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纸浆的黄酸酯化反应的研究，经多次实验终于获得成功，并用此方法又进行了各种纸浆的实验，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并在德国期刊上发表。陈国符于1939年获特许工程师学位，1942年获工学博士学位。陈国符留德期间，正值二次大战，他十分怀念祖国，当博士论文答辩一结束，便毅然冒着战火的危险，踏上回国的旅程。由于当时没有钱，他把自己的大部分书籍、物品留给房东，只带了一个装随身衣物的小皮箱，经陆路回国。当他到达土耳其的安卡拉时，身边已分文皆无，在我国驻安卡拉领事馆的资助下，才得以回到当时大后方的昆明。回国后，陈国符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副教授，次年任教授，当时年仅２８岁，是当时西南联合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由于当时正处抗战时期，资金短缺，条件艰苦，无法开展研究工作，他主要在西南联合大学搞教学工作。按西南联合大学当时规定，教授必须开出三门课程：一门基础课，一门专业课，一门外语。陈国符在化工系开设了工业化学、造纸机械及化学专业德文三门课并编写了英文教材数种。陈国符在教学中对学生要求严格，但同时又是学生们的朋友，经常参加学生组织的活动并支持当时的民主运动。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他经常阅读进步文献如毛泽东的《实践论》及《新民主主义论》，在思想上深受共产党的影响。闻一多教授被暗杀后，他是参加抗议游行的少数几位教授之一。1946年，西南联合大学解散，陆续迁回北平、天津。陈国符到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简任技正。任职其间，他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深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48年应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马大猷的邀请，毅然离开南京携妻子取道海路北上（当时铁路已断），到达北平，任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教授和系主任，并兼理学院化学系教授。不久北平解放，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北平的知识界人士，陈国符也参加了接见。1952年院系调整后，陈国符赴新成立的天津大学化工系创建造纸专业。当时百废待举，条件比较困难。陈国符第一次在中国开设了纤维素化学课，并于1956年开始着手进行纤维素化学的研究工作。他是天津大学最早招收研究生的教授之一（1956年），并且是国内率先开展纤维素化学研究工作的学者。陈国符对天津大学化工系及校图书馆的建设也做出了贡献。他还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他曾先后担任天津造纸学会理事，中国林业化学化工学会理事及《化工学报》编委，并当选为天津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陈国符于1982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二、醉心于对《道藏》史料的研究陈国符是《道藏》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并且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不可替代的世界领先学者。他用科学的方法对《道藏》中的自然科学价值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掘、整理，为后人的研究铺平了道路。陈国符研究《道藏》及中国炼丹术的历史应追溯到他在浙江大学学习期间。陈国符在《科学月刊》（ Science Monthly ）上看到一篇有关介绍中国炼丹术的文章，出于爱国热情及民族自豪感，他把这篇文章译成中文并发表在《化学》杂志（1937年）上，引起这篇文章的作者——研究中国炼丹术的先驱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机化学教授Ｔ．Ｌ．戴维斯（Davis）的注意。陈国符到德国留学后，他设法与陈国符取得了联系，讨论有关中国炼丹术的学术问题。陈国符在此其间，应戴维斯之邀将《道藏》中的《丹经要诀》翻译成英文，并翻译了有关孙思邈传记的一些原始材料。从此，他开始接触《道藏》中有关中国炼丹术的史料，并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翻阅和摘录。回国任教后，他半周在昆明市内授课，半周住在龙泉镇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潜心研读《道藏》。《道藏》是历代道教文献的汇集，共有5400多卷（影印本1100余册），除宗教外，内容涉及理、工、农、医、文史各方面的知识。陈国符以中学理科、大学工科出身者来研究如此浩繁之《道藏》，却可以冲破难关，深入研究，确非偶然。这与他从青少年时期就重视文史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在陈国符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始终伴随有一“副业”，这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有人称其为“杂家”，而他并非满足于一般的了解，而是有目的的准备和深入的学习，以便把这些知识用于他的研究中。在初步接触《道藏》后，他即认识到“自明代以来已无道士能读《道藏》”而“儒者仅用《道藏》来校勘诸子、释子……”，“如此浩繁之《道藏》实为未开垦之广大学术新园地，即决心研究《道藏》。”但“《道藏》之各部分对于研究者而论皆是无前例可循之材料，必须先创造研究方法，并且又需文史与理工兼通，工作非常艰难。”“……在此情形之下，我对浩繁之《道藏》毫不畏惧和退却，反而以初生牛犊不怕虎之精神，毫不犹豫，研究全藏。现回忆研究全藏有诸多好处，即现虽研究《道藏》某部分，但对于全藏脑中必须有清楚之总观念，如此才不致于犯大错误。迄今为止，已翻阅全藏多次。”阅读全藏，谈何容易，陈国符当时倾全力进行研读，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耐力，“自晨６点至晚７点除午睡及就餐稍费时外，集中精力研究”，持续一年多。他常说那是他一生工作中最有效率的一段时期，是他研究《道藏》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研究《道藏》的开拓性的巨著《道藏源流考》主要部分的手稿。1946年他在南京任职期间“几乎每日下午皆往金陵大学图书馆翻检全国地方志，前往国学图书馆与泽学书库翻阅宋、金、元、明、清文集，道教名山志，宫观志，摘录历代《道藏》与道书储藏处所，增入《道藏源流考》。194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道藏源流考》”。这本巨著被有关的国内外学者称为“经典”和研究《道藏》的必读书，而陈国符确是迄今为止中国或许是世界上唯一全部翻阅《道藏》的人，并且是深入研究《道藏》中各方面史料的学者。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宗教研究是禁区，并且由于多数人不懂《道藏》研究的意义，误解和偏见都是存在的。但陈国符不畏艰难，坚持自己选定的道路，无论条件如何，始终坚持研究工作。1949年以后他收集整理了大量材料，写成多篇研究论文，其中有《道教斋醮仪源流考略稿》《南北朝天师道考长编》《中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说周易参同契与内丹外丹》，以及《道藏札记》增十条，其中涉及有关道教各宗派，有关道观史，有关高道传记，有关自然科学史料及其他问题。这些论文均汇集于1963年出版的他的论文集《道藏源流考（增订版）》中。“ WG ”开始以后，陈国符受到严重的冲击和迫害，研究工作中断。更令人惋惜的是他多年研究《道藏》的一些未发表的手稿及资料连同许多被认为是“四旧”和“糟粕”的线装书被烧毁，其余的线装书也被查抄，他本人也被批判斗争。但陈国符并未就此罢休，而且越在困难的时刻，越显出开朗、乐观的性格。解除对他的集中“审查”后，他便利用家中未被抄走的中医书如《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及其他本草书等，开始研究和学习中医及中草药学，为进一步研究《道藏》中外丹黄白术史料做准备。1973年，陈国符开始深入研究中国外丹黄白术。所谓外丹黄白术即炼丹术，“外丹”是用药炼成的，服了之后据说可以长生不老。“黄白”是用药炼成的假金银，其物理性质与金银相似，“术”就是法，就是办法。在《道藏》中称炼丹术为外丹黄白术。由于道士炼丹是神秘的，因此其中炼丹术语也是隐秘的，外人是不懂的。要想搞懂外丹黄白术所用的化学反应，首先应搞清这些炼丹方法所用术语的含义以及这些方法出现的朝代与所用术语名称的演变。这是非常困难的问题。陈国符创造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并遵循清初以来考证大师之典型”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在中国外丹黄白术研究中取得突破，解决了上述难题。到1979年８月已写成近２０万字的四篇论文，其中包括《中国外丹黄白法词谊考录》《中国外丹黄白经诀出世朝代考》《石药尔雅补与注》《中国外丹黄白法所用草木药录》，这就是被他的同行称之为“辉煌的著作”的《道藏源流续考》的基本内容。1979年在北京召开的《化学发展简史》审稿会上，陈国符带来了《道藏源流续考》手稿与同行切磋，并做了题为《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术材料的整理（即研究法）》的报告，听众反应强烈，本来安排半小时的报告应到会者的要求延长为半天。此报告后略加增订，发表于《化学通报》1979年第六期上。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研究道教及中国化学史的学者都在关注着陈国符的研究。为争取陈国符参加于１９７３年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美国学术团体会议（American Council of Leared Society）的主席Ｆ．布克哈特（Burkhardt）曾两次致函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均未成功。1979年９月３日至９日，陈国符与王明出席了在瑞士苏黎士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议，受到热烈欢迎。陈国符在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外丹黄白术研究的四篇论文。会议后，又应法国学者Ｋ．Ｍ．施舟人（Schipper）的邀请赴巴黎从事三周的指导研究。回国后，一方面联系出版这些论文，一方面又接着做了许多增订及补充的工作。由于当时国内出版专著很困难，而且《道藏》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陈国符四处奔走联系出版事宜，均未成功。最后在香港里仁书局出版了他从1973年至1979年有关中国外丹黄白术的学术研究的论文集《道藏源流续考》。1980年，应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郑天挺的邀请，陈国符出席“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宣读了论文《明代道教音乐考稿》。此后，陈国符将此篇论文进一步扩充并增补若干条注以《明清道教音乐考稿（Ｉ）》为题刊载于《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２辑上，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陈国符接着又对北宋玉音法事线谱进行研究，写成论文《北宋玉音法事线谱考稿（Ｉ）》。1985年12月应邀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道教法事与音乐讨论会”，宣读了这篇论文。在开会期间受到香港有关学术界及宗教界的热烈欢迎。陈国符非常关心和积极倡导抢救整理中国的道教音乐。1987年10月应邀参加了由上海音乐学院及上海道教协会举行的“上海、常熟、茅山道教音乐鉴定会”，在鉴定书上郑重签字。陈国符对道观也做了较深入的研究。４０年代，他亲自考察各地道教名山的道观。1983年１月至３月应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柳存仁的邀请做指导研究，并给该校亚洲研究院中文系与东方历史系的教授、讲师、研究生做研究报告三次，其中一次报告了他的《道观史研究导论（Ｉ）〈殿宇>》，他还准备写第（Ⅱ）、（Ⅲ）部分。除此之外，陈国符继续对《道藏》中外丹黄白术进行研究，并对《道藏源流续考》做了较多的增订，定名为《中国外丹黄白术考》，已交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另外还有十余篇尚待完成的手搞，涉及《道藏》研究的诸方面。陈国符在《道藏》研究领域中贡献很多，但最主要的有两方面：１．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对《道藏》进行目录学方面的研究搞清《道藏》是如何编纂、写作、发行以及何时成书，“此为道教文献研究中最为基本的工作之一”。《道藏》的编纂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在每个时期的后期，或因战乱，或因宗教之争均“劫余焚烬”使“记载缺略、源流不彰”。陈国符在卷帙浩繁的《道藏》中“开辟横纵两条路。横向：《道藏》分三洞、四辅部，故撰《三洞、四辅之渊源及传授》。纵向：《历代道书目及〈道藏>之纂修与镂板》则完全翻阅《道藏》，摘录材料撰成。甚为特殊之道书虚目亦考明之”。根据陈国符考明的脉络，后人才能进入《道藏》这一领域进行研究。他的巨著《道藏源流考》被广泛引用，他的这一重大贡献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２．对中国外丹黄白术的基础研究关于词义考方面共收炼丹术语３２３项，每项含多个词，实际上是炼丹术语的小词典。考明词义相当困难，陈国符创造了新的研究方法，在“词义考中，用综合，综合中有分析，分析中有综合，先考明六七个常用词义，于是钻入此丹经诀中。”“除考明词义外，又考明数词同义，一词数义，互相有关之诸词，一词在不同情形之下之使用。”虽称词义考，实际上也包括炼丹仪器考，陈国符据炼丹原文，复原绘制了许多仪器图，用现代工程画法描出几何投影图，并尽可能注明尺寸。关于词义的研究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化学实验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的突破。关于丹经年代考，也是陈国符外丹黄白术研究中的主要贡献。《道藏》炼丹术的年代少有记载，大多无法确定，这就大大影响了研究和利用。前人的研究方法大多是推测和估计，陈国符创造性地运用“据韵文用韵考定”，系统地把它们变为科学的断代。此外，陈国符还使用历代地理志，据书中出现的地名考定，据历代书目、历代艺文志、道书引书目考定，据各时代用鼎器不同考定，据各时代加药术语（复荐、铺盖）不同考定，共考定年代的丹经、丹诀四十余种，成为研究者引用的依据和出发点，解决了外丹研究中的大问题。对外丹经书原作做补充，亦属该研究中一重要业绩。如对《石药尔雅》的补与注。此书是唐元和丙戍（公元806年）年梅彪撰，包括二百多种物质和丹名，但不完全。陈国符做了补充工作，非常有益于研究，是属于扫清研究障碍的工作。总之，陈国符对中国外丹黄白术的研究，攻克了难关，开辟了道路，为以后炼丹术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有关自然科学史专家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上的一个飞跃”。陈国符治学有其独到之处。他认为治学必须有科学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是建立在各方面有关知识的深入研究和融汇贯通上的。就像攻堡垒，首先要扫清障碍，障碍扫清了，堡垒不攻自破。他认为治《道藏》不能一点点的搞，要一块块地搞，否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极容易出错的。他对《道藏》目录学的研究及对外丹黄白术的研究都是这样做的，特别是有关外丹黄白术的研究，从３０—４０年代翻译戴维斯的论文和与他合作研究，至５０年代写出第一篇有关外丹黄白术史的论文，直至７０年代末基本完成外丹黄白术的基础研究，历时３０多年，中间的间歇当然有历史及各方面的原因，但并非停止研究，而是搜集素材，学习和研究有关的知识，包括文字学、音韵学、中国历史、地理、文学、中医、中药学等各方面，在此基础上才有７０—８０年代的研究成果。对于《道藏》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本着这种方法和精神进行的。陈国符在研究学问上有强烈的进取心，从不满足已有的成绩。他淡泊名利，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做创造性的工作，活一天就要做创造性的工作一天，要为后人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陈国符治学极为严谨，他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是有相当功力的，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的研究成果的结晶。他曾为审查一篇文章，查阅文献，反复研究，历时半年。他最不能容忍的是无根据的拟说，认为这是对学问的不负责任。陈国符虚心好学不耻下问。为研究道教音乐，他曾拜天津越剧团某老琴师为师，登门求教。他经常和南开大学的许多文科教授切磋学问。这些均反映他虚心好学的精神。
